劳动仲裁或诉讼期间不计入竞业限制期限的约定无效| 劳法

2005年9月28日，马某入职搜狐新动力公司，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马某在该公司担任高级总监。2014年2月1日，搜狐新动力公司（甲方）与马某（乙方）签订了一份《不竞争协议》，该协议第3.3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从乙方离职之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的月数根据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计算得出。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则上述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即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

2017年2月28日劳动合同到期，双方劳动关系终止。2017年3月24日，公司向马某发出《关于要求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和领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费的告知函》，要求其遵守《不竞争协议》，全面并适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马某自从该公司离职后，于2017年3月中旬与同类型的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关系，后于2017年4月底离职，违反了《不竞争协议》。搜狐新动力公司以要求确认马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并双倍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赔偿损失并支付律师费为由向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马某一次性双倍返还搜狐新动力公司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900元；二、马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三、驳回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马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728号民事判决：一、马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搜狐新动力公司双倍返还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892元；二、确认马某某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民终58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竞业限制期限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期间”的约定是否有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中关于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的约定，即“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的部分，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属无效。故马某的竞业限制期限应依据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确定且最长不超过12个月。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不得超过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的二年，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扣除劳动仲裁或诉讼期间，实际上会使得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的期限超过两年，因而该类约定属于加重劳动者义务的条款，无法对劳动者产生法律约束力，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期限是两年，本案中的该类约定实际上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为：劳动仲裁或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实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司法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案件一般经过“一裁两审”程序，劳动争议的处理期限可能会超过两年。如此计算，实际上是变相地延长了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进一步限制及过度损害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

第二，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因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与公司发生争议并提起仲裁和诉讼，按照“竞业限制期限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期间”的约定，在劳动仲裁及诉讼审理期间劳动者仍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此便使劳动者陷入了“寻求司法救济则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与“不寻求司法救济则其权益受损”的两难境地，故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司法救济权利。

第三，该类约定系用人单位单方的变相延长了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长此以往，会使用人单位不当运用竞业限制制度，不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综上所述，用人单位应合理运用竞业限制制度，竞业限制的期限应当明确具体，从而使劳动者对自身的竞业限制义务有合理预期和明确知晓。同时也应和劳动者合理约定竞业限制的行业范围、地域等，避免出现“免除己方责任，限制他方权利”的条款。